从“形式”看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

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不久，梁启超在总结此次运动的经验教训时说：“戊戌维新之可贵，在精神耳，若其形式，则殊多缺点。”这不是自我贬抑，而是一个当事者在痛定思痛后的反省。百年后，重温梁启超的这句话，似能给人以更多的历史启示。

从“形式”的角度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，笔者以为主要表现在经学纷争之无益、战略选择之不宜与策略运用之不当等方面。

康有为在变法时期提出了以“托古改制”为核心内容的改革理论，其于思想解放自有鼓噪和推动作用，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操作却并无多大益处。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大家，但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师，他的学术关注不在经书本身，而在于社会现实。他的《新学伪经考》和《孔子改制考》确如梁启超所言，在思想界掀起“大飓风”，造成“火山大喷火”，意欲以一个新“三世”系统，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于古有征，于世有济的理论基石，与此同时，又竭力神化孔子，高举孔教旗号，为变法维新事业效力。然而，这一理论创新活动却末能产生正面的、积极的效果。

中国的士大夫们不仅是政治结构的承载者，也是传统文化的承绪者。康有为将群经观为伪经，将孔子当作教主，根本否定中国的文化统系，严重动摇孔子的先师地位，对此，士大夫们难以接受。学术不正又引发出人品不端的联想，继而又使人对他的改革动机产生怀疑。由是之故，正常的改革事业便徒然增加了许多纷繁的学术争议，使改革遭到了难以克服的思想阻力。过多过早地卷入意识形态纠纷，是变法大业功败垂成的重要原因。

“尽变”、“全变”战略的提出，也产生负面作用。康、梁等人“齐力并举，不能支支节节为之”的主张，自有认识论的根源。他们急于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，认为与其迁延时日，一一梳理，不如提纲挈领，“百举毕兴，而后一业可就”。这是一种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其结果，自然是力所不逮，难以实现，且容易引起守旧势力的抗拒。在“国是未变，议论未变、人才未变”的情况下，又怎能实现“君主立宪”的目标呢？所以十五年后，康有为在一篇文章中不无追悔地说：“追思戊戌时，鄙人创意立宪，……不察国情之巨谬也。”

改革是一项艰难的事业。它需要改革者们缜密周到的筹划、冷静有序的运作。然而，光绪帝及康、梁等人却未能做到这一点。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光绪帝在震怒之下，于1898年9月4日一举撤掉礼部怀塔布、许应等人。这一激烈举措惊动了守旧势力，使之加快了镇压变法的步伐。